陈一丹:为什么设立三倍于诺贝尔奖奖金的教育奖

陈一丹:为什么设立三倍于诺贝尔奖奖金的教育奖

为什么教育奖是诺贝尔奖的三倍?

你为什么捐赠它直到你死去?记者:去年你又捐了40亿港元,并保持低调。你会怎么花这笔钱?

陈一丹:事实上,我很早就写了遗嘱。当我写的时候,我想我会捐一些。后来,我想为什么我会捐赠它直到我死去?早点捐赠。 然后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捐赠比例。

捐赠后,将会有一个基金池,从长远来看,它可以做些什么。 过去,捐款用于特定项目,无论是武汉大学、宜丹奖还是其他项目。 捐款时没有具体的项目,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明确关注教育。

这笔捐赠不是现金,而是腾讯的股份。 捐款最初为50亿港元,随后股票下跌,在完成手续后,变成了40亿港元。

记者:全球“一丹奖”在设立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大困难吗?像今年的“一个丹奖”得主法兹尔哈桑阿贝得(Fazl Hassan Abede)一样,他已经在世界上非常有名,并获得了许多奖项,对他来说,“一个丹奖”会是锦上添花,而不是及时的帮助吗?

陈一丹:今年的“一丹奖”已经是第三次了 过去四年来,评价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逐渐形成。 在此过程中,我们与世界各地的教育界进行了沟通,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我非常兴奋。

“一丹奖”面临的挑战是建立一个长期机制。 我坚信这一机制最终是有效的。 评估委员会应独立、专业。顾问委员会应提出程序和标准。理事会应负责奖励的长期运作。 这本质上是一种审查机制。要做到扎实、权威和有影响力,就需要长期和持续的工作。

从今年开始,我们还特别邀请世界各地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评估工作。 我们仍在考虑如何扩大“一丹奖”在全球教育领域的影响。影响力越大,对教育的关注就越多。

阿贝得赢得“一个丹奖”的原因很简单。它符合我们的四个评价标准:教育创新、前瞻性、创新性和未来可持续性。 其他细节和问题也将围绕该标准进行讨论。 但既然是他,那就是他。 虽然他可能获得过其他奖项,如扶贫,但我们的教育水平是最高的。 我们坚信“一丹奖”评估机制的纯洁性和权威性 此外,我们奖金的一半发放给个人,另一半必须继续发放,影响更多人。

记者:“一丹奖”是诺贝尔奖的3倍 教育奖比其他奖项更重要吗?

陈一丹:在我看来,设立“一丹奖”的初衷是认为教育是人类最重要的事情。 那么我认为值得用这么大一笔奖金来推广,而不是拿来比较

但是,长期目标不是关注奖金的数额,而是奖励的认可和权威。 最重要的是,获得“一个丹奖”是否意味着这是一种良好的教育,以及它是否能被每个人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认可、研究和应用。

教育也有同样的东西,那就是培养人。

记者:据你了解,目前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陈一丹:首先必须高度肯定中国的教育 教育本身也是一项民生权利,就像吃饭和生活一样。 过去没有“温饱”水平的中国教育,现在已经成为九年制义务教育,成绩显着。 中国在硬件方面已经做得很好,比如学校建设。下一步是如何训练人。如何提高教育软实力?如何提高教师的水平?

在高等教育方面,除了“985”和“211”大学之外,北上官、深圳和江浙等省也有一些优秀的大学正在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这种势头非常好。 问题是,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如何让更多的人受益?教育的软实力,像教师培训一样,需要很长时间。

面对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现有的教育体系如何拥抱它?它需要更多的开放和创新。 一方面,所有国家都应该保持学术交流,无论他们遇到什么样的起伏。 另一方面,应在制定教育政策、下放教育系统的某些试点项目以及提高监管能力方面取得突破和创新。

教育系统是所有社会功能系统中最复杂的。 它的股东太多了。 然而,我们仍然需要不断推进其创新和改革。 因为,这不是你想的一样,而是整个信息革命决定了它将不可避免地改变。 这种变化迟早会发生。 它在哪里发生的?与其他领域相比,这种变化可能特别慢。 然而,一旦这种变化发生,它将是变革性的,并将对整个社会系统产生变革性影响。

教育最终会培养人 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教育领域的变化。 接下来的10年,20年,30年.这种变化一定会到来。 你不能等待改变的到来。 你也是变化的一部分 你也是变革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一丹奖”(One Dan Award)的设立,是希望每个人都能沟通,推动教育朝好的方向转变。 良好的教育最终属于全人类。

记者:刚才你说教育也可能发生变化。 你认为教育首先会发生什么变化?

陈一丹:至于教育发生了什么变化,我认为主要取决于“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不久前,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提出了2035年教育发展目标。许多任务非常紧迫,一些目标尚未实现。 我们还委托《经济学人》智库专门设计了“全球教育未来指数”,提出21世纪的人才应该具备六项技能:

1

2.创新能力和分析能力;

3。企业家精神。你如何推动事情向前发展,这可能包括风险、勇气和其他特征;

4。全球视野;

5。掌握数字化能力;

6。领导力领导力就是领导力,这是一种综合能力

也许今天我们在看这6种能力,十年后我们可能在看其他一些能力。 社会总是在进步 然而,有一件事在教育中保持不变,那就是人的培养。

我们中国人说“教育”,它由两个词组成:一个是“教学”,另一个是“教育” “教学”就是教你能力、知识和能力。 “培养”就是培养你的个性、道德和头脑。 甚至,“教育”比“教学”更重要

教育场景将会改变,教育方法将会改变,整个教育系统将会改变。 这些变化都是为了提高人们的能力和适应未来。 永远都是这样。

我不可能一辈子都完成它。我将一代又一代地做这件事。

记者:你如何评价像武汉大学这样的“孩子”?

陈一丹(挠头):成为武汉大学比获得“丹奖”更难 非常困难 我最初是一个企业,不是教育背景。 但是当我在武汉大学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 我想建立一所世界级的大学。也许我一辈子也完成不了。然后我会一代又一代地去做。

我认为武汉大学的定位仍然是应用导向和国际化。我们将从本科阶段一步步继续。 这条路很长。 只要我每年毕业时看到学生们的笑脸,我认为这是值得的。

记者:没想过“抛弃”武汉大学的“孩子”?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

陈一丹:没有 最艰难的时刻真的是最艰难的时刻。我能唱一首歌词很好的粤语歌曲《渔舟唱晚》。 唱啊唱,你就完了。 幸运的是,我现在唱得不多了。

记者:公益领域太多了,我们为什么要做教育?你认为教育是最重要的,但是也许在一些地方,有些人认为生活是最重要的。

陈一丹:你为什么要做教育?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各种社会问题。哪个更重要,经济,食品,卫生,空天然气?他们都不重要 然而,所有的问题都是人类造成的,也要靠人类来解决。 因此,教育非常重要 尽管教育非常缓慢和困难,甚至是最慢的,但它最终取决于教育。

记者:教育太慢了,很多人认为如果我做一点点,很快就会被稀释,没有结果。 你会保持乐观吗?

陈一丹:我相信教育是有效的 因为教育是一个累积和持续的建设过程 教育过程本身就是一项成就。 如果你加入其中,这本身就是一项成就。

因为我是一个企业,我对做公益事业更有信心。

记者:腾讯的创业经历带给你的,除了金钱之外,最大的财富是什么?它影响了后来你做公益吗?

陈一丹:有很大影响。把企业运营的经验用到公益上,这点非常重要,最后都是一种提供产品和价值的能力。因为做过企业,做公益心里更有底,知道怎么把一个事情做好。无论是建设团队,还是运作项目,都能够比较系统性地推动。

记者:郭美美事件、罗尔事件对公益圈打击很大。而你强调“理性公益”,强调公益的透明不仅是真假的透明。怎么理解?

陈一丹:任何社会领域都会碰到各种问题。公益领域对人尤其有更高的道德要求。这个要求我觉得是对的。但不要变成绝对的道德枷锁。

我认为,在法律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公益关键是要持续创新和进步,有时在挫折中进步,有时在进步中进步。其中,互联网科技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大家已经看到,科技让公益发挥了巨大的力量。未来,公益要更加健康、更加体系化,还是要依靠科技的力量。

科技的力量怎么应用,要有一个导向。我们的导向就是透明公益和理性公益。只有建立更加透明的机制,才能慢慢形成更加理性的文化。所谓理性就是,关注公益项目本身,而不是苦穷惨的故事。互联网公益领域,我们在全世界是走在前面的,未来还要继续下去。

记者:你赞赏哪些教育者?你是否想过,10年或者更久以后,直到今天桌上人都不在了,那种理想中的教育是什么样子?

陈一丹:从小到大,奶奶对我影响非常大,她是个文盲,她把我父亲培养成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所以,我一出生就在城市。她的教育是日常教育,各种默默的支持或者是寒喧,不给你压力,她讲得特别温和。

我到现在最尊敬的人就是我奶奶。她对人太好了,对周围的人都是无条件的,总是给人一种与人为善的力量和帮助。她本性如此,是我现在还要克服一些缺点才能达到的。

对教育作出贡献的人,我都赞赏。比如,孔子、释迦牟尼就是很好的老师。近代中国的教育家,像蔡元培、张伯苓,我也很羡慕。

教育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培养人,让他适应当下和未来的时代。我想,教育只是一个手段。通过教育,最终是为了实现个人的幸福。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从玉华 杨海 来源:中国青年报